(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无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

本次采购的预算价，是采购人经市场调查等过程后，对项目实施产生的费用编制的合理价格。为了避免价格的恶性竞争，确保整体项目的质量和服务，如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供应商应在接到评审小组通知后的1个小时内提供以下支撑证明材料(包含但不限于)：

“变了”的远不止赛场上的表情。这些年，围绕丁俊晖的讨论从未停止：有人说，他是中国斯诺克的“拓荒者”；也有人说，如今成绩不如以前的他是“下山的神”。因任中国台球协会旅英职业球员委员会主任，丁俊晖也被称呼为“丁主任”，亲切又带着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他不再只是那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年，而更像一个扛起更多责任的前辈。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石新婉 马岩）6月5日，第55个世界环境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对涉生活环境污染防治案件审理情况进行通报并发布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某公司在房山区某工地施工期间，将化粪池生活污水抽排至工地西侧低洼地，累计排放约3吨，被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处以罚款2万元。因该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处罚决定，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房山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以司法力量维护水环境安全。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该公司在工地进行建筑工程施工。2024年3月28日，房山区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将工地化粪池内的生活污水通过管道抽排至工地西侧低洼地，累计排放污水约3吨，违反《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七条第六项禁止性规定。鉴于该公司系二年内首次违法、积极配合检查并全面整改，未造成严重生态破坏，房山区生态环境局依据《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十项及第二款规定，并参照《北京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3年版）》，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二万元的行政处罚。该公司未按期履行处罚决定，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房山法院经审查认为，房山区生态环境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述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后仍不履行义务，房山区生态环境局申请强制执行于法有据，依法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罚款二万元。 法官提示，该案是建筑施工企业违法排放生活污水、破坏水环境的典型案例。水环境污染导致水体超出自净能力，降低或丧失使用价值、危害生态与人类健康。随意排放生活污水的行为是水污染治理领域重点打击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坚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共治，依法审查并准予执行环保行政处罚，以司法力量有力打击水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引导建筑施工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切实履行水环境保护义务，维护区域水环境安全与生态可持续发展，发挥“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典型示范效应。编辑 彭冲 校对 柳宝庆

中新网6月9日电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6月6日至7日，重庆市合川区遭遇强降雨天气，雨势猛、强度大、范围广，部分中小河流超警戒水位，城区路段积水严重。汛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前置驻防在重庆地区的中国安能工程应急救援队伍携带大功率排涝装备，于6月7日中午抵达合川地区重点积水点位开展专项抽排水作业，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5月底，应急管理部聚焦西南、黄淮、江淮等地汛情发生较常年偏早，重庆、贵州、湖南等地区出现极端暴雨，洪涝和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及时调整纳入国家工程救援服务的相关救援力量主汛期驻防备勤计划，安排机动力量250人携带专业装备提前进驻上述重点地区备勤点，在重庆、湖南等地抢险救援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共计抽组机动力量600人、370台(套)装备，进驻湖北、安徽、湖南、重庆、贵州、江西、广东、广西、福建等9个省份开展驻防备勤，随时响应各地重大抢险救援任务。

今年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广西遇强降雨天气，考生同时遭遇高温、暴雨双重考验。考前，广西各地公安机关联合有关部门对全区272个考点及周边开展拉网式治安与防汛隐患排查，检查低洼易涝路段、地下通道、考点出入口排水情况及备用供电设施等，整改安全隐患。同时，各地公安机关提前研判雨情汛情，对易受淹考点逐一明确应急疏散路线和涉水护送预案。警方还为送考车辆开辟了“绿色通道”，对因天气或拥堵可能迟到的考生，安排警用摩托车提供“一对一”紧急护送服务，确保考生都能安全、准时进入考场。

“此次专项治理可谓对症下药，极具现实意义。”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治研究与创新转化中心主任邓勇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专项治理直击行业痛点，针对性极强，剑指地下“黑诊所”非法行医、“伪科普”直播带货以及医保基金违规使用这三大顽疾。整治行动不仅兼顾了线上线下、机构人员、资金流转全链条，也清晰划定了养生保健与医疗服务的法律边界，有助于从源头遏制打“擦边球”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令其无处遁形。

“我行医几十年，难道还能害你？”就因为这样一句话，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张先生对朋友推荐的一名“老中医”深信不疑。祖传针灸术、推拿正骨、秘制药方……在花费上万元治疗后，张先生腰疼的毛病却丝毫没有好转，最终还是在正规中医医院的治疗下得以改善。“老中医”当时是在小区内一间出租屋问诊坐堂，当张先生醒悟后找来时，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根据《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试行)》等相关规定，养生保健机构仅允许进行按摩、刮痧、拔罐、艾灸、熏洗等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养生保健服务，明确禁止开展针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中药灌洗肠及其他具有创伤性、侵入性、危险性的诊疗活动。然而现实中，一些养生馆却把毫无医师资质的人打造成所谓专家、老中医，违规开展各类中医诊疗行为，甚至在有患者病情出现危险信号时仍以“中医调理”名义延误治疗，不仅坑骗钱财，更极大地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

当前，中医药法、医师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已经为中医医疗服务、广告宣传等划定了行为红线，但违法违规行为依然时有发生。对此，邓勇认为，一方面，大众养生、慢病调理需求日益旺盛，但养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界限模糊，行业准入门槛存在漏洞；另一方面，此类违法活动利润高、取证查处难度大，违法成本偏低，加之部分民众辨别能力较弱，容易被虚假宣传所误导。

相比非法行医与虚假宣传，欺诈骗保行为更加隐蔽。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了解到，成都警方去年打掉一个特大医保诈骗犯罪团伙，涉及虚开住院记录“住院病人”2700余人、套刷门诊统筹基金1000余人，涉案金额达1500余万元。涉案人员依托团伙名下掌握的健康管理公司开展虚假宣传，以交纳会费成为公司会员可返还费用、提供免费旅游和免费医疗为噱头，吸引老年人到该团伙掌握的中医馆，通过虚开药品清单、空开住院记录、空刷国家医保统筹基金等方式诈骗医保基金。

邓勇认为，应多措并举全面提升监管效能。线上要依托大数据建立违规关键词、高风险账号监测库，实现实时预警，压实网络平台内容审核责任；线下要常态化开展飞行检查、随机抽查与暗访，畅通群众有奖举报渠道。要运用医保、市场监管等数据交叉比对，筛查异常诊疗、收费、售药行为。还要坚持“一案多查”，深挖违法链条上下游主体，深化行刑衔接，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强化震慑效应。